【出 处】：《 文艺评论 》 CSSCI 2015年第0卷第8期 75-79页,共5页

【作 者】： 陈志刚 [1,2]

【摘 要】 我国文艺自汉末以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这是由社会政治的动荡、儒家思想的衰落、玄学佛学的兴盛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。魏晋南北朝虽然长时间处在分裂、动乱之中，但却是继先秦之后有一个思想大发展的时期，人的自觉、文艺的自觉延续近四百年。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说“衰世文学未必衰”。（参徐公持先生《衰世文学未必衰——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》，载《文学遗产》，2013年第1期）西晋（265—316）、东晋（317—420）的文艺发展有得有失。以前关于两晋文艺的研究多指出其过度形式化的缺陷，对其张扬个体人性的特征太过忽视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儒家关怀人伦日用文艺精神在两晋诗歌、辞赋、文艺思想、书法等方面确实极度缺失，这使得两晋文艺大大丧失了关怀人伦日用的积极精神，文艺作品的批判讽刺等社会功能大大减弱，两晋文艺的总体品质的确不高。但是，两晋关怀人伦日用的文艺精神的缺失又促进了士人思想的解放，以东晋玄言诗为代表的关怀人性的文艺精神得到极大的张扬，这也是不容否认的。总之，两晋文艺既有明显的缺陷，同时在文艺精神上又有凝聚和深化。两晋士人将目光转向文艺自身的特质、规律，在文艺领域大胆探索，不仅拓宽了文艺的范围，而且深化了文艺的抒情性，显示出独具特色的两晋文艺精神，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隋唐以后的文艺创作、文艺批评和士人精神。